永康近年在小小说的创作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：2001年他的小小说集《小村人》获得了成都市政府的金芙蓉文学奖；2002年他以《生命是美丽的》《怪圈》《酒干倘卖呒》等10篇作品获百花园杂志社颁发的首届中国小小说金麻雀奖提名奖，这个奖的评选旨在对新时期小小说兴起20年的一次检阅，四川只有两位获得者，另一提名为出道较早的自贡作家曹德权； 2003年他采写了一系列作家访谈录在《南方日报》《文学报》《百花园》《文学港》等报刊发表， 在小小说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, 从而获得《小小说选刊》评选的“年度十大新闻人物” ；2004年他有两篇小小说选入初中语文试卷，有一篇还收入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高考复习现代文阅读》。由此， 在我的印象中有了一个“小小说的李永康”概念。
      永康是一个自律的人，他惯于把自己放在低处，用敏感的神经去搜集信息，看看有哪些信息能与自己的心灵达成感应。遇到不熟悉的场合，不熟悉的访客，永康不大善于言谈，更不会夸夸其谈，可一旦跟某人结为朋友，就格外珍惜，好生对待，如果某一天失去了这个朋友，他就要长久地经受折磨，十分痛苦。他在痛苦中解剖自己，很少在背后说别人的不是。平时，他也少于谈论家人，但对家庭的责任感是显而易见的，他辛辛苦苦地工作，写作，挣钱，就为了让自己的亲人过上好日子，让儿子能够顺顺荡荡地念书。

这是一个难得的好人。这样的人一旦拿起笔来写小说，可以想象，他肯定不是闹着玩的。
       与永康交往有好几年了，我从来没问过他为什么爱上了写作。我知道，一个把写作当成日常需要的人，灵魂深处都有一块伤疤，这块伤疤别人看不见，甚至写作者自己也看不见，但它存在。它躲在暗处，施放毒素，不断逼迫作者回忆那些苦涩的生命历程，不断挑战作者的尊严，而作者正是从中获得了光明、热爱与灵感。什么时候，作者把那块伤疤毫不怜惜地袒露在光天化日之下，轻描淡写地说：看吧，就是这么回事，我不在乎！那么，他就没什么可写的了，即使还在不断地生产文字，也不可能是“性情深处的写作”（阿来对李永康写作的评价）。永康把他的苦涩藏在温和的外表之下，藏在只有他自己能够抵达的地方，小心翼翼地回望、抚摸和舔食。他是否寻找到了令自己灵魂不安和疼痛的根源（那是一个作家非写不可的动力），我不知道。但我知道近二十年来，他都在锲而不舍地挖着一口井。“生命是光，光照进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”，作为在灵魂里淘井的人，对这句宗教名言应该有更深刻的体会。每一个真正的作家——包括永康在内——都在承受着这种被燃烧同时又被吞噬和融化的命运，但每一个真正的作家，也都必然是在光的引领之下，才潜入黑暗的。永康深深地懂得其中的庄严。
      他从来没有乱写过。我在他的作品中，没有读到过取巧的、厌世的、油滑的、拿腔作调的文字。他尊重自己内心的呼唤。他说，他写小说，首先必须是有什么东西撞击了他的心灵。初习写作者，一般都是这样做的，但对永康这样有长时间创作经验并在小小说领域取得丰硕成果的人，就极不容易。写作不是越写越简单，而是越写越难；简单了的只是技术，只是表皮，难的是生命的体验，是灵魂的深度。由于再没什么有价值的体验了，很多人就靠越来越圆熟的技巧去制造小说，于是有了粗品、滥品，也有了自欺欺人和厚颜无耻。永康没有这样做过。他早已将自己的创作升华为一种自觉。性格上的自律和写作上的自觉追求，使他总是收缩自我，眼光向外，致力于去“发掘生活中那些严峻的方面，那些苦涩的地方，那些困惑人的领域”（《百花园》冯辉副主编语）。我们不能说，一个作家写了这些就都是好的，但我们可以说，一个作家愿意关注这些，至少证明他的灵魂是无私的。我不断提到“灵魂”二字，是因为文学本身就没有什么神秘性可言，说穿了，它就是一个关乎灵魂的事业，离开灵魂，文学就死了。
      人们喜欢议论一个写作者的才华，这没有什么错，但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，才华的核心不是耍花腔，而是一个写作者看待事物的严肃感情。这种感情和态度支撑着作家的全部精神大厦。永康不缺少这个“核心”。他的一系列作品，比如《生命是美丽的》、《十二岁出门远行》、《酒干倘卖呒》、《二胡的悲剧》、《挂历》……这些篇章，是从他井眼里冒出的亮闪闪的泉水，收入了众多选本和中学生读物，都成小小说的名篇了。这是他才华的证明，也是对他努力的回报。
      我说永康的创作是自觉的，这首先表现在他对文体的忠诚。这么多年来，他的创作始终以小小说为轴心，就算他写作之初并没计划好要一辈子在小小说这块草地上摸爬滚打，随着实践的深入，他热爱上了这种精短的、富有挑战性的文体，很清晰地树立了自己的目标。一个成熟的作家，仅仅忠诚某一种文体是不够的，他还必须为此做出扎实的贡献。老实说，该如何为小小说定义，我至今也不明白，但既然是小说，应当隽永而有意思，这是肯定的，永康的小说有意思（“有意思”是常识性的又是极高的要求），同时还留有想头，耐人咀嚼，他在自己的小小说集《小村人》的后记中说，他的小说虽然平易近人，但扼杀了读者的想象力，事实并不如此，我们读他的《老人与鸟》、《五奶奶》、《生活》等众多篇章，真是需要琢磨的。他不仅抓住了小说的特质，更抓住了小小说的特质。他不满足于已有的成绩，不断地进行探索和实验，像《探监》、《关于小小说的小小说》等等，都是他探索的足迹。他费尽心血，策划并亲自操作了杨晓敏、许行、凌鼎年等人的访谈，对小小说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
      近一年来，永康似乎有了一些不满。我们每每聚会是喝茶，其实并非闲聊，永康三句话不离小小说，弄得我们（主要是我）也不好意思闲下来。他畅谈小小说现象，小小说作家，话题的归宿则是对自己不满意。有了这份自省，我想，永康又该写出一批好东西来了。
但我还要说的是，永康性格上的自律成就了他，过分的自律却也部分地限制了他，既限制了他作品的数量，也限制了他某些作品的开放度。对此，我没当面对他说过，却在这篇文章里说，是不是太不厚道了。可我是作为朋友这样说话的，对与不对已经不重要了。我只是祝福他写得更多更好。

      （原载《微篇文学》2006年1月总第43期、《作家文汇报》2005年8月、《成都群文》2005年4期、《百花园》2005年12月上半月)

      李永康：《罗伟章访谈录》（小小说作家网），被《“底层文学”在中国与韩国》（ 【韩国】苑英奕 著 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年9月）一书引用。

     《百花园——小小说原创版》2005年12月上半月刊发《小小说的李永康》一文

       罗伟章（1966—），男，四川宣汉县人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《四川文学》执行主编，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 四川省作家协会巴金文学院专业作家。著有小说《我们的路》、《大嫂谣》、《饥饿百年》、《不必惊讶》，《我们的成长》、《奸细》等。其作品先后获得人民文学奖、十月文学奖、小说选刊奖、小说月报百花奖、中篇小说选刊奖、中篇小说月报奖、四川文学奖、四川省茅台杯文学奖、全国读者最喜爱小说奖等。